第91战略侦察中队全队的军官都不想起飞，只有极少数新来的人员希望在短期内升官才想起飞。公开拒绝起飞的尚少，因在海外作战，执行战勤任务，拒飞必受军事法庭裁判，处分要比在国内重。于是想别的办法不起飞，如汉纳上尉等已很久不飞行了，现在担任地勤工作，借口生病不飞。又如6月23日斯坦来上尉起飞后，借口引擎发生故障又折回来，据中队长麦克尔亲自检查结果，认为这是有人事先故意造的故障。
在士兵方面，除了地勤人员外，大多不愿起飞。如本年5月间，某中心火力控制手因拒飞已受到惩处，降级为二等兵，并已将其押送回国。另一机枪中士射手以酗酒的办法逃避飞行，终日卖醉，故不得不把他转为地勤。士兵中常谈宁愿当空军宪兵，也不愿当空勤人员，而空军宪兵又是大家公认为最卑下的职务。此外，飞行官兵普遍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，大家自慰地想：这危险也许落不到自己身上来。并且还把回家希望寄托在轮换制度上。
有一天接到飞行任务，起飞前突然又决定不飞了，大家立即高声呼叫，拍手称快。在此情况下，大家采取一醉解千愁的方法刺激自己，嫖妓的很多，据估计百分之八十的官兵嫖妓，百分之五官兵有性病，有性病还不以为然。
敌方提高空军情绪的措施，有轮换制，按飞行次数和日期计算，可轮换回国；有休息和疗养制度，隔4星期或6星期可回日本休假一次，来回日期一周；日常消遣除看电影、喝酒以外，常有国内来的慰劳队在朝鲜各基地演出，多半是女演员，跳舞、唱歌，供官兵享乐。还有南朝鲜人组成的慰劳队来供消遣。美空军新老成员之对比，第91战略侦察中队有军官67名，其中39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270余名士兵中，约百分之五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，一般都是1950年来的新兵，机械人员新旧各半（不包括附属该中队的RB-45，RB-50的飞行人员。）美空军在日本的是第20航空队，基地有冲绳岛，在朝鲜作战的是第5航空队。美空军军官在给空军人员训令时，曾说：“若是被击落在朝鲜人手中，则请求他们把你转交给中国志愿军。”一方面是想挑拨中朝部队的团结，一方面是想给空军人员们打气，以减轻他们的恐惧心理，叫他们知道，就是被俘后也会得到较好的待遇。一般地说，美空军人员对我军的宽待政策是知道一些的。
波多利格俘虏乃格朗的自传中有这样几段话：
1948年8月，我跟一个很美丽的波多利格女孩结婚了，我在美国和妻子一起住，我买了一架无线电收音机给她。我陪着妻子去看电影，到酒吧去，或者旅行，没有比我和妻子一块儿拍照、散步更有情趣了。当妻子怀孕的时候，我只是带着她去看电影，不到别的地方去。她忙于准备孩子的东西，而我是忙于给婴孩做木工，我做了一个帆布架子，准备给婴孩洗澡的时候把他放在架子上。那时候，朋友们前来接我和妻子，坐汽车去新泽州的各处玩耍，我们停下来就喝一些酒。我们参加家庭舞会，在我家或他们家，我们的圣诞节是西班牙式的食物和跳舞。当时我自己有一辆汽车，我和妻子坐在里面，开得很慢，欣赏风景，回家就听好听的唱片和收音机。
我第一次接受命令到朝鲜作战，我看到我的委任派令，我不能说什么，我也不可把它给妻子看，因为它对妻子说来是个死刑的判决。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，真是我们的快乐，但是这个命令，一定会打击我的妻子，因为我知道她会神经错乱的。我回家的路程虽然只有二三十分钟，可是，我想起了很多从我生出来一直到目前，很多东西我真不想去想。好，我决定把这事告诉她。这对她是太难过了，我看到她的行动我也是不快活。我有9天的时间准备，送我的妻子、儿子回波多利格去。我把东西卖了，有的打包送到邮局寄，我每走一步我是忧愁地问自己：我会回来吗？我是继续会快乐吗？谁会照顾我的妻子呢？我晓得我的父母亲看到我的妻子回来了，听着这个坏消息，他们会有什么感觉呢？我晓得他们是很有感情的人，我想我的父母亲会天天和我的妻子在一起祈祷我平安。我是多么爱他们。他们是知道如果我被打死，事情会怎么样，他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验到，许多波多利格的家庭，因为失去了他们亲爱的人而受苦，有些人失去家里主要的人而贫穷了。当我是在最快活的时候，朝鲜战争爆发了，给我是死的忧愁。
我的妻子在一天晚上9点钟，在机场与我离开，她飞回波多利格。她的体重也减少了，很悲伤，对事物也灰心了，我也对任何人承认，我的妻子是多么可爱。这个变化给她带来悲伤，没有希望我能从这个血的战争又回来，因为她读了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新闻。飞机起飞了，从那时候起，开始了我的不快活的生活，我再不是同一个人了，如果你想到将来是战争又战争，而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回家，负起做儿子、丈夫和父亲的责任，如果你打死或自然地死去了，那是我的主耶稣的意志了。被俘前，我很忧愁被打死，因为我晓得妻子是又怀了孕，一个坏消息对她说来等于她的死亡。当我行军或作战时，看到各个国籍的和年龄不同的死尸，它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，我把自己置身于他们的情况，使我感到想家的相思病而痛恨战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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